《一个年轻英国飞行员之死》是玛格丽特·杜拉晚年作品《写作》中的一种，此作一出，杜拉超越自身的形象赫然夺目。我这样说，是因为这部短篇使杜拉跻身哲学家的行列中，对思想界大胆敢言；另一方面，她的文学家的底蕴依旧深厚，情感与细节毕现，笔触奇特自然，故此，此作如她其他作品一样，饱含杜拉本来之风格。
一个年轻的英国飞行员在二战期间被纳粹炮火击毙死亡：这是小说的开始，同时也是小说的结束。杜拉以极大的勇气面对不事叙述的尝试，而以一个凝固的事实，使圆心屹立文本，只是在周围划画圆周的轨迹。也就是说，作家只是以周边的人与事烘托飞行员的死，并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回到这个简单的事件上来。
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写法，暗含着杜拉对于文学创作所抱的最大的希望与绝望。此种构思直接进入哲学式思考：“即时性”即对“时间的时间”的思考。年轻的飞行员在德国卡尔瓦多斯省的沃维尔村被德军炮火击毙后，一个自称是他的老师的英国老人“跑来探望他”，如此而已。杜拉说，飞行员之死，从那一刻起，时间成了“永恒”的时间，“这是一个死者，20岁就死了，并将一直延续到时代的终结。”她又说，“那是20岁。年龄，年龄的数字在死的时候停止了……”
此外，杜拉当然还作了某些联想，如她在越南的经验，盟军诺曼底登陆等等。可是，关于飞行员之死，她是点到为止，绝不发展这个情节，无论把这个情节处理成老套路的二战题材，抑或把它构思成为一个先锋派的荒诞剧情。不，杜拉的故事是不能展开的。一如她说，“我什么也不能写。”“会有一种不用写的写作，有朝一日，它会来临的。”
故此，杜拉的含义已明确不过地直指一个尖锐的命题：文学之死（虽然，这个问题在几年前，在海外已经过一场讨论，但很少有人了解其中奥秘。）有趣的是，文学之死，或飞行员之死，或杜拉之死，无独有偶地纠缠一身，呈现出一个深刻的暗示与象征——文学、小说的出路何在？
按照杜拉的意谓，至少在处理这个题材上，“该书不是一本书。”“它不是一支歌。”“它也不是一首诗，也不是思想。”
严格而论，杜拉像敬畏神灵一样面对她的这个素材，这个孩子，这些文学，好像一旦展开来写，就会冒犯神灵。这的确是一个悲哀。这个悲哀超过了对于文学人物的悲哀，或者说藉创作产生的复调结构呈示的悲哀——即创作者与被创作角色共同承担悲剧命运的悲哀，这种悲哀是杜拉本人深深感受到的“不能言说”的悲哀。她之所以要面对这位年轻的飞行员，面对往事，面对沉默，是因为她感受到了什么。
这种感受首先应该是，杜拉认为，文学已无以对生活发言，起码无以对生活的中心发言，对主要角色发言。这种思考的确是哲理式的。语言一向面对的问题是命名事物，展开陈述，并一向不事怀疑；可是，这种“一向”，至迟在20世纪已面对挑战。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，即语言一向面对的问题是不能命名事物，展开陈述，并一向大事怀疑。意大利哲学家——符号学家埃科，就对玫瑰的命名产生了极大的忧郁，他因为不能解释何为玫瑰而喃喃自语：“……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……”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为，他所发明的语言是要打上×的……而富科，希望人们依旧可以和疯狂对话。
西方人对用头脑、脑袋行走的理性方式产生了怀疑，这种怀疑在悖论与难堪中举步维艰。而了解与知觉这种怀疑的杜拉之辈，是走向新世纪一代人的死难的复活的先声。这使人想起卡赞札基斯的《基督的最后诱惑》中耶稣所说的话：“这个世界，恶魔的王国就要被摧毁，天国将会降临。由我把它带来。但是怎样带来呢？通过我的死。”
背叛所有的叙述方式，在叙述完结的地方开始……诸如此类对形而上不可言说的“言说”，一切的“踪迹”、“存在”、“符号”，也都打上了叉子。
德里达引用波利斐若对阿利斯托的话说：“当形而上学家们自己制造一种语言时，是多么像磨刀人。只是他们磨的不是刀剪，而是将徽章和钱币置于磨刀石上，磨去它们的标记、价值和头像。”的确，那个年轻的飞行员是可以通过语言形塑自己的“徽章”、“价值”和“头像”的，然而，这种语言本身其实什么也“磨”不成，生活本在语言之外。这是一种多么艰难的判定与选择！但是，杜拉之所以为杜拉，是因为她有这样一种面对死亡——面对叙述的死亡的勇气——而这种耶稣殉道式的“赴死”之勇，正是新世纪到来的“标志”。
在新世纪，在新新世纪，复活者杜拉会写些什么呢？
最后，让我们再听一听她的发言：
“这也许是一个宗教信仰的诞生。上帝换了吗？不，上帝每天都在换。人们永远都不会缺少上帝。”然而——
“我不知道如何给这个故事命名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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